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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
1936年12月12日清晨八点，陕北延安，经过一夜操劳的毛主席，正处于熟睡之中，突然被警卫员轻轻唤醒。平日里，若非发生万分紧急的大事，警卫员绝不会轻易打扰毛主席休息——毕竟，日复一日的熬夜工作，即便体魄再强健，也难以承受这般消耗。
但这一天的清晨，情况非常特殊，警卫员不得不破例将毛主席从睡梦中叫醒，递上了一封加急电报。这封电报来自西安，由张学良将军亲自签发，而电报中载明的内容，足以震惊整个中国，甚至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
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
一份加急电报，杀蒋还是放蒋？
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，12月12日凌晨，经过多日秘密谋划的张学良与杨虎城，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，派遣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，随后在骊山大石崖附近成功活捉并扣押了蒋介石。张学良之所以第一时间发电报给毛主席，核心就是为了请示：被扣押的蒋介石，究竟该如何处置。
要知道，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，本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——扣押容易，后续如何收场却难如登天。
在张学良看来，自己与共产党素来交好，而毛主席拥有超凡的政治智慧，唯有他，才能妥善处理这件关乎民族存亡、国家命运的棘手难题。因此，兵谏一旦成功，他便立刻发电报给毛主席，希望能共商对策。
毛主席读完电报内容后，又惊又喜，一时竟忘了披上外衣抵御寒意，匆匆下床，郑重地对警卫员吩咐道：“你立刻去通知恩来他们，就说有紧急会议，必须马上召开。”
没过多久，周恩来、张闻天、朱德等同志便陆续赶到了毛主席的住处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满心疑惑，不知道这一大早究竟发生了什么急事。
只见毛主席点燃一支纸烟，缓缓坐在藤椅上，吸了一口后，示意警卫员将电报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传阅。此时的毛主席，一边吸烟，一边神色凝重，显然正在为这件大事深思熟虑，谋划着万全之策。
等所有人都看完电报，毛主席清了清嗓子，提高声音问道：“关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，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
会场沉默了片刻，张闻天率先发言：“我认为，应当杀掉蒋介石，彻底根除这个心腹大患！”紧接着，朱德提出了不同的观点：“如果蒋介石被杀，国共两党必然会再次陷入对抗之中。”而周恩来则主张，应当先尊重并听取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意见，再做最终决定。
随后，众人围绕“杀蒋”还是“放蒋”展开了激烈辩论，毛主席始终静静倾听，一言不发，认真梳理着每一种观点的利弊。
等到大家争论得差不多了，毛主席才缓缓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：“罢免蒋介石的职务，交由人民公审。”
会议结束后，邓颖超同志得知蒋介石被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扣押的消息，欣喜不已，当即和身边的同志们一起，在院子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和张闻天同志一样，邓颖超也坚决主张杀掉蒋介石，以绝后患，她劝毛主席：“蒋介石这个人，若是留着，日后必定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，主席您一定要三思啊。”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原本计划罢免蒋介石并对其进行公审的毛主席，没过多久，不仅放弃了杀蒋的想法，就连“罢免公审”的方案也一并搁置了。他郑重地对众人说道：“不行，蒋介石一根毫毛也不能动。”
这背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亲日派蠢蠢欲动，试图借刀杀人
原来，随着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逐渐传遍全国、波及世界，引发的震动远超预期。除了共产党内部的争论，南京方面更是一片混乱——亲日派分子何应钦等人得知消息后，怒不可遏，公然叫嚣着要出兵进攻张学良的部队和陕北革命根据地，为蒋介石“报仇雪恨”。
当时，何应钦立刻召集戴季陶、吴稚晖、熊斌等人召开紧急会议，会议最终决定，立即出兵讨伐西安。
何应钦等人甚至制定了血洗西安的计划，准备调集东西路军数十个师的兵力进军西安，同时在洛阳集结空袭部队，配合地面部队轰炸西安，一场内战已然箭在弦上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方面也在暗中煽风点火，极力鼓动南京的主战派讨伐西安，甚至在媒体上制造蒋介石已经被杀的谣言，企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，坐收渔翁之利，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。
12月16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达讨伐西安的命令，内战一触即发。如果内战爆发，对刚刚历经长征、在陕北会师休整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，极为不利——一旦国民党大军围攻西安，不仅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陷入危险，红军将再次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，处境岌岌可危。
最可怕的是，好不容易构建的抗日战线也将被搁置。
得知南京方面的极端举动后，毛主席高瞻远瞩，审时度势，毅然决定改变最初的计划，将“审蒋”改为“释蒋”，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。
眼见国内局势即将发生剧变，远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，也连夜启程回国，企图趁着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要知道，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去世以后的国民党领导人，地位原本在蒋介石之上，北伐期间，蒋介石借北伐巩固军权，并且在1927年宁汉合流以后成功排挤汪精卫，独掌国民党大权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汪精卫执掌国民政府行政院，而蒋介石则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掌握国民政府实际控制权。
汪精卫这次的态度，实际上也是要借刀杀人，重新夺回权力。
一边是国民党主战派的蠢蠢欲动，一边是日本侵略者的鼓动怂恿，再加上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坚持杀蒋，我党又该如何选择呢？
主席力主和平，斡旋救危亡
在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下，毛主席耐心地向党内同志们分析道：“如今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各自为政、勾心斗角。亲日派虎视眈眈，觊觎最高权力，南京此刻早已群龙无首。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杀蒋、审蒋，还是长期扣押蒋，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。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派，最希望我们杀掉蒋介石。一旦内战爆发，最终获利的既不是我们，也不是国民党，而是日本侵略者，损失的还是民族抗日大业。我们不能不顾民族危亡，给侵华日军可乘之机，让他们顺利侵占我们的国家。”
毛主席这番有理有据、切中要害的分析，让在场的同志们醍醐灌顶、幡然醒悟，大家终于明白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意气用事，不能为了泄愤而杀掉蒋介石，更不能因一党恩怨，牺牲整个民族的未来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内也开始行动起来。面对群龙无首的南京国民政府，12月13日一早，宋美龄便带着孔祥熙等人匆匆赶回南京。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宋美龄选择放弃武力解决，明确表态：“坚决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讨伐计划！”
西安方面，张学良、杨虎城联名发电，邀请中共派代表前往西安，共商事变的解决办法。中共中央经过紧急会议研究，决定派遣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，协助处理事变相关事宜。
12月15日，周恩来带领叶剑英、秦邦宪等一行18人，从保安秘密出发，历经两天的行程，于17日晚顺利抵达西安。
当晚，张学良便与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。
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和平解决主张，详细告知了张学良，张学良当即表示赞同：“说实话，我张学良一直尊重您和毛先生的意见。‘兵谏’本就是天大的事，既然你们中共主张和平解决，我张学良没有任何异议。”
与张学良达成共识后，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与杨虎城等人会谈。
杨虎城对“放蒋”一事始终持保留态度，他更倾向于联合共产党，反对蒋介石、共同抗日。之所以有这样的顾虑，一方面是因为杨虎城不信任蒋介石在被逼迫的情况下，会真心实意地同意联合抗日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担心，一旦释放蒋介石，自己日后会遭到报复，危及自身安危。
18日上午，在杨虎城的住所，周恩来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，耐心劝说：在民族大义面前，一党之私怨、个人之安危，都应当让步。经过这番推心置腹的长谈，杨虎城被共产党的民族大义和宽阔胸襟深深折服，最终表示赞同中共的处置意见。
解决了西安方面的分歧后，周恩来等人随后与此前已见过蒋介石的宋美龄等人展开谈判。谈判中，宋美龄就联合抗日提出了六点“抗战方案”，周恩来当即予以反驳：“既然要抗日，就必须强硬到底、全面抗战，没有‘部分抗日’的说法，更不能和侵略我们的敌人谈条件！”
见周恩来态度坚决，宋美龄等人不得不对协议进行修改。此后，经过长达四天的反复谈判，国共双方终于就共同抗日达成了一致意见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出现了曙光。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确定后，被释放的蒋介石准备返回南京。此时，一直负责秘密监视蒋介石一举一动的郭达声，心中充满担忧——他认为，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，局势很可能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，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的不信任，以及对未来局势的担忧：“主席，蒋介石的叛乱迟早会爆发，不如趁此机会彻底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”
毛主席看完信后，将信件递给身边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传阅。邓颖超读完后，再次表达了与郭达声相同的观点，坚定地认为，蒋介石若不除，日后必成大患。
这时，毛主席与周恩来相视一笑，随后郑重地对邓颖超说道：“不行，蒋介石一根毫毛也不能动。我们共产党人的目标，不是争当天下共主，我们刚刚推翻封建统治，绝不会重蹈覆辙。不杀蒋介石，是因为他现在确实能为百姓带来和平的希望，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。既然如此，国共双方合作抗日，何乐而不为？至于以后的事情，就留到以后再看。”
由于党内不少同志始终铭记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累累血债，因此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和邓颖超一样，坚持认为蒋介石不可留。
为了统一党内思想，毛主席特意前往抗日军政大学，给学员们上课，系统地讲解为什么不能杀掉蒋介石。讲课过程中，毛主席还用到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，让大家通俗易懂地理解其中的道理。
“陕北有很多毛驴，它们驮东西的时候不愿意上山，老乡们为了让毛驴顺利上山，总结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一拉二推三打。我们对待蒋介石，也应该采用这个办法：先主动拉拢他，让他抗日；如果他不愿意，我们就推他一把，促使他抗日；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，我们再想办法对付他。”
这个形象的比喻，让党内原本坚持杀蒋的同志深受启发，大家逐渐认识到，比起蒋介石曾经屠杀我党志士的一党恩怨，团结蒋介石、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大业，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。
而深思熟虑的毛主席，早已看清了其中的关键：蒋介石如果在此次事变中被杀害，哪怕是受到严重威胁，必然会加剧国共两党的矛盾，让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彻底倒向日本侵略者，与他们同流合污。这样一来，中国的抗日战争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，百姓期盼的民族解放、和平安宁，也将变得更加遥远。
因此，当郭达声担忧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会再生事端，想要伺机截杀蒋介石时，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我们不仅不能伤害蒋介石一根毫毛，还要确保他平安返回南京。杀掉他，只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”
在抗日军政大学，毛主席语重心长的教诲、深入浅出的讲解，不仅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惑，更激发了全体学员和党内同志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奋斗的积极性。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12月26日，蒋介石平安抵达南京。这一事件，标志着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基本结束，从此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，中国历史迎来了重要转折。
然而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两位关键人物——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，却在事变后遭到了长期软禁，命运令人唏嘘。
青史留英名：事变定转折，大义照千秋
1937年12月，一心想要抗日报国的杨虎城，在南昌被国民党逮捕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囚禁生活。1949年9月6日，在国民党军队弃守重庆前夕，杨虎城及其幼子、幼女包括其秘书宋绮云（小萝卜头的父亲）一家，被残忍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，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民族大义。
而张学良，从36岁那年起便被蒋介石囚禁，后来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，先后被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囚禁了近五十年，直到晚年才恢复自由。
即便在特殊时期，海峡两岸音讯不通，周恩来总理依然对这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推崇备至，明确表示：“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，我们中国共产党，始终评定张学良将军为‘民族英雄、千古功臣’。”
2009年，张学良将军被评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之一，他的功绩，永远被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中。
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危机中，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挺身而出，以生命为赌注发动兵谏；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，凭借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襟，力主和平解决，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基础。
这段历史也深刻告诉我们：任何时候，民族大义都高于一切，唯有团结一心、共赴国难，才能抵御外侮，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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